一支派克笔

父亲有一支派克笔，还是爷爷传给他的。听说爷爷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，是学建筑的，回国后，同茅以升一起设计了钱塘江大桥。那支笔因年代久了，竟被捏出一道清晰的槽，笔帽上还有一块重重的擦痕。那是1938年夏天，日军为在宁波登陆，轰炸了我的家乡观城。一颗炸弹击中了我家，姑姑被当场炸死，父亲被炸断了左臂。正是那支笔使弹片改变了方向，偏离了心脏一公分。父亲把这支笔当成了护身符，看作比生命还贵重。

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，出过二十几本书。文革开始那年，他被打成右派，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批斗。父亲秉性温和，但原则问题从不迁就，他不停地写申诉材料，前后28次，几十万字，放在那厚厚的一捆。我不停地烧，他不停地写，那年我们之间的关系比8年抗战还紧张。

有一次，我又发现父亲在写翻案材料，就冲过去夺过那支派克笔撅成二段。父亲惊呆了，他愣了好一会，接着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扑过来，从我手中夺过笔。我失去了理智，伸手重重地打了父亲一记耳光，他趔趄了几步，血从嘴角流出来。晚上，我做了个恶梦，父亲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王八蛋！”我惊醒了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我多么蠢啊，他纵然不是我的父亲，也是一个残疾人，一个弱者。

那支两截的派克笔并没有阻止父亲写翻案材料，他竟偷偷写书了。为此全家开了批斗会，我把那支笔扔进火炉中，一般刺鼻的胶木糊味弥漫了房间。父亲没有叫喊，只是愤怒地瞪着我，眼睛像在流火。过了许久，父亲从火中扒出那只笔，只剩下闪闪发亮的笔尖。后来，父亲又用那笔尖做了支蘸水笔，在极其困难的时期，写了《工业经济管理大纲》的书稿。

1969年，我去了北大荒，4年后被推荐上了大学。可我并没为此有多么高兴，那只需20元钱的路费就使得我一筹莫展了。家里别说钱，就连值钱的家什都没有。那天，父亲冒着大雪跑回来，他抖抖身上的雪，笑呵呵地从怀里掏出一包钱。我问他哪里来的钱，他狡黠一笑，不肯作答。

父亲把我送到车站，为我买了张卧铺票。分手那一刻，他又像变戏法似的塞给我四个大苹果。我再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，扑过去叫了一声“爸爸”，父亲惊呆了，这本该就属于他的称呼，他竟等了十年。父亲落泪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。我想对父亲说：“原谅我的过错”，可我说不出来，无声或许是最好的表白。火车开了，风雪中，我望着父亲那瘦弱的，弯得像一张弓似的身躯，和那只空荡荡的衣袖渐渐远去。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卖了那个笔尖。